以汶川映秀镇为例探析10年灾后重建下灾区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其原因（节选）

2017“调研中国”年度10强团队-四川大学团队

团队成员：罗翼、贾秘、曾静、曾雨柔、陈利华、宋雨 

指导老师：顾林生

一、研究背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汶川地区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员大量伤亡，同时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灾区灾后的经济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地震后的旅游开发与保护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部分，是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之一，承担着调整生产力要素布局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而且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拉动效应大的特点，所以对于震后具有了独特震迹资源的灾区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往往成为其恢复重建的重要内容。根据四川省制定的以旅游业为先导的震区恢复重建战略，许多灾区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旅游业：一种是依靠自身的本来自然环境、人文风光等非震迹资源发展出来的旅游业，另一种是依托于震迹资源开发而成的“震迹旅游”，如以地震遗址、地震博物馆等为主的旅游景区。

映秀作为汶川地震的震中，其灾后重建工作和发展现状备受关注。映秀镇规划中提出了旅游拉动战略，表明要强化旅游产业在灾后重建中的龙头地位，突出旅游优先的思路，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映秀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将汶川映秀镇、北川县城、绵竹东汽汉旺厂区和成都虹口深溪沟作为汶川地震整体保护的四处遗址，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做出了关于“把映秀镇建成现代抗震建筑博物馆”的指示，这些指导为映秀发展震迹旅游提供了政策支持。映秀拥有漩口中学遗址、百花大桥遗址、“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以及震中纪念馆等丰富的震迹旅游资源，这为其发展震迹旅游提供了优势，同时，映秀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部的门户重镇，其拥有的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自然风光，也为其发展非震迹旅游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映秀在震后灾区旅游业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调研方法

1.文案调查法

2.参与观察法

3.问卷调查法

4.访谈法

三、调研结论与思考

（一）跨入常态化发展的“后援建时代”

映秀镇是属于汶川县的一个南边小镇，是2008年“5·12”汶川地震的震中，和汶川县相似，这里也经历了从灾后重建时代到“后援建时代”的转变。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整个地震灾区都受到极大的关切，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震中，自然也不例外。震后的几年时间里，受灾地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映秀镇等地震灾区受到国家、省市和社会各界的直接支持和帮助，这使得映秀镇进入到红利分发的灾后重建时代，国家、四川省政府等进行资金支持，同时进行战略性项目引进，广东省东莞市援建映秀镇，社会各界人士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映秀。外在的支持，使得映秀镇在短短的时间里重获新生，并且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时过境迁，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均已完成，发展逐渐步入正轨，灾后重建时代的“红利”优势减弱，来自各地的项目、资金、人员等外在的支持逐渐减少，发展更多的依靠激发自身内在的潜力，映秀等地震灾区的特殊地位不再突出，逐步进入到常态化发展的“后援建时代”。在这个时期，映秀需要靠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要在失去外在助力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资源和特色增强内在发展动力，为经济发展续力，这样才能适应现实环境的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震后几年重建时代发展，使映秀在交通运输业、信息业、商贸流通业、旅游业、卫生、文化产业等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仅基础设施一项就提前达到了一二十年的发展水平，这是重建时代的“红利”带来的发展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管理、民众素质、文化建设等方面却相对滞后，还停留在较早的阶段。两者发展速度不一致，相互之间不能完全耦合，这使得映秀的发展出现不协调。灾后重建时代的“红利”为映秀带来了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巨大进步，文化形态的管理方式、人居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应该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当前发展的格局。

映秀从灾后重建时代过渡到“后援建时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震后的映秀，一片废墟，依靠自身力量重建根本无法实现，必须借助外在力量。而重建完成之后，各项设施基本恢复，在此基础上，则必须尽快过渡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上，使得在“红利”优势消失之后，依然有发展的能力，依然能为后续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适应从灾后重建时代到“后援建时代”的转变。

（二）客观认识发展规划与当前现状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看待灾后重建的产业发展规划毫无疑问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尽管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不能详细地考察受灾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劣势，不能采用居民讨论和民主评议的方式纳入居民的意见去探讨地区发展的方向，但是灾后重建规划的制定也参考了本地的基本情况和评估了规划产业的发展潜能。不能说这样的规划不具有科学性。同时，从灾区重建后临近几年来的发展情况看来，地区的产业发展也如规划所预期的那样振兴。

但是，目前出现的发展问题又来自于何处？地区的产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无论规划具有多么灵活，毕竟局限于规划制定的时代背景，也就意味着规划针对的是一个相对时间较短的时期，局限于灾后重建实现产业振兴这样的目的，比如映秀以地震遗址观光旅游作为产业龙头。一段时间后，社会现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划不再满足发展要求，没有针对现实的发展问题进行规划的调整，导致了产业发展的滞后与倒退。以地震遗址观光为特色的映秀旅游业依靠着社会对“汶川地震”的强烈的灾难记忆所形成的“旅游冲动”，随时间逐渐淡化的灾难记忆很难作为映秀旅游发展的推动力量。

我们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下，一则规划不可能维持百年发展的新鲜活力，评价规划也不能去看它维持了多久强势的发展势头。满足了灾后的历史条件，符合当时的发展需要，并且为之后的发展变化和产业结构改革留有了余地，有着可持续发展的潜能，这样做出的规划便是合理的，符合实际需要的。近十年后的今天，更多是探究时代变化的方向和中国社会的需要，去适应发展的势头和迎合发展的需要，大胆的做出调整和改变。这应该是接下来灾后重建地区应该去探索的。

（三）莫让“关注”成为创新改革的压力与负担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原本不为人所知的映秀镇迅速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从救灾到安置，从灾后重建到产业振兴，实现小镇新生的每一步都备受瞩目。根据官方年鉴表明，2009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20303万元，比2008年增长296.2%，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85.84万人次，增长676.1%；而2007年汶川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23365.61万元，共接待海内外游客819273人次。2009年虽然收入未赶上2007年，但是旅游人数上增长了4%。灾后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给予的爱心支持，让灾区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灾难的记忆渐渐“淡化”——对灾难的记忆不会忘记，但是在其中的感情渐渐趋于平淡，不会形成一种“迫切去看看”的旅游冲动。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等灾害事件会形成一种符号，具有“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举全国之力灾后重建”为代表的符号意义。社会各界在逐渐变化的关注中形成一种期待，赋予“灾后重建之地既然受到这么大的资源与援助，必定会有良好的发展”的理想。

给灾后重建带来这种理想的压力与负担，就我们所发现的，并未给灾区带来实质性的效益，当遇到发展的瓶颈之时，反而让它们在创新改革发展上很难有所突破。我们分析看来，承载很多的期望和理想的灾区在创新发展的面前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改革创新发展适应了时代发展和本地发展的趋势，如同拉链般一对一的耦合，促进了在灾后重建与产业振兴之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博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成功地如规划的目标一样成为了“世界级灾后重建经典范例”。这是一种最为理想化的结果。另一种则是一次性的产业改革创新不成功，整个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下滑，或者暂时未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此刻面临的是各界对其不遵守制定的发展规划的一致谴责。其实在产业改革创新上一次性成功是很难实现的，但在众多的期望与关注之下不太可能会有多次试错的机会。即便发现了发展的瓶颈，若不是上级政府机构的调整，基层政府组织在尚未进入“死地”之前仍不敢放开手脚去干。这是近10年来以映秀为代表的灾后重建之地严守规划化发展，不谋求变通，不尽全力去创新发展方式的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对于民众而言，不能因为灾后重建“居全国之力”就认为一定会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往直前。灾后重建最终的样态，应该是一种发展的常态——因为现实经济发展方向与要求的变化出现发展的短板、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在积极的改革创新中适应发展的需求，维持平稳发展的水平。同时，处于灾后重建的地方，有着它们固有的限制，如地理、人才、交通等，并不能凭借灾后重建就能打破；处于“后援建”时代的格局下，外在的资源已是奢求，更多是依靠一种内在的探索。

对于基层政府组织而言，要合理地认识重建规划与发展目标。重建规划与发展的目标如上所言，它是针对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不能评估所有可能的发展变化，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则需要熟知本地情况的基层政府组织与居民共同制定。基层政府组织应该及时将灾后灾区的变化情况向上反馈反映，申请更广泛和灵活的改革权力，应对变化的发展情况。

（四）依靠沟通与内在行动力的激发促进发展

在映秀我们发现了一种在中国现代社会，尤其是基层组织上，很容易看到的现象，即是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孤立。表现在映秀上的是镇政府、县政府与镇上普通民众的孤立。站在基层政府组织的角度，是一种孤立的思维。这之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基层政府组织很难甚至是不能够对具体的居民情况得到充足的了解。在灾后，国家对映秀镇中心实行统规统建，对四周乡镇实行统规自建，规划房屋布局，规划产业配置，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急剧加速了灾后重建的进度，同时，由于征求居民意见不足甚至是没有征求居民的意见，所规划的产业（类似“豆之道”的豆腐街文化）没有如期发展起来，所建设的房屋不能适应某些居民产业发展的需要等。另一种情况是，基层政府组织认为，那怕产业规划布局很到位，但是居民没能够如规划执行，产业和地区也就不能发展起来。出于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来源于产业规划和发展规划是由专家所制定的，有着先进的思维理念和完善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组织虽然明确自己是地区发展的主人翁身份，也知道自己并不是生产的主力，却忽略了信息沟通者和生产鼓动者的角色定位。规划与修建不是基层政府的目标，也不能作为基层政府灾后产业重建使命的终结，而应当是沟通居民的信息做到规划的合理与完善，并在规划之下鼓动民众积极地开展生产和生活。

对居民而言，又是另外一种孤立的思维。具体而言，从调研的问卷资料显示，（“开发状况”我们定义为政府能够通过规划发展的方式促进旅游业发展，代表着居民对政府作为的估计和认同程度），绝大部分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再继续努力，通过相关方式打造、规划，实现映秀的地区旅游业发展；同时对旅游业发展的满意程度偏向于消极（参见图表三、四、五）。我国农村集镇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认识，认为政府的规划是地区发展的关键，政府规划得好，地区就会发展得好；反之，如果地区发展存在问题，政府规划首当其冲。基层政府组织对规划的充分“自信”，抗拒来自集镇居民的反馈、建议和反对，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居民对自身作为生产原动力角色的怀疑和倦怠。

居民与基层政府组织缺乏相互的沟通不是一个灾后重建新出现的问题，但却是矛盾表现得很突出的问题。统规统建的思路把居民自主性和自由度压缩到很低的程度，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和欠缺的疏导与沟通，加剧了在旅游产业发展不景气时对基层政府的埋怨。

作为以映秀为代表灾后重建集镇地区，基层政府组织和居民是地区产业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应该同时拿出各自的行动力，建立完善的沟通渠道。基层政府组织作为指导者，居民作为有生的生产力量，同时居民作为意见反馈者，基层政府组织作为意见倾听者。清晰地角色划分和对肩负使命的准确认识，最大限度实现效率转化。

（五）挖掘自身特色的复合式发展

震后，汶川县制定了“汶川六景”的旅游规划，映秀是其中之一的“天地映秀”规划旅游区域。映秀开始由一个工业重镇转变成为一个旅游名镇，重点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近十年的旅游发展，为映秀镇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也优化了映秀的生态环境。

旅游虽然给当地带来了收益，但是映秀的发展却出现了问题，可以说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以前的映秀，是一个工业重镇，第二产业的带动，为映秀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地方经济。而现在，映秀的发展，映秀的工业几乎为零，农业发展也十分薄弱，整个集镇的发展主要靠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链带动。在震后发展的几年，发展的不错，但是到了“后援建时代”，旅游人数和收入都明显的下滑趋势，旅游发展不容乐观。

就映秀现在的主要发展的旅游业而言，开发的也只是与地震相关的旅游资源，这种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是有时效性的，和周边地区相比也有同质化的趋向，所以并不能为映秀发展提供持续的后发力。

面对这样的困境，映秀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复合式的发展，而不是单局限于一个领域重点突进。

产业方面而言，农业可以利用有限的耕地发展高原有机农业，山区发展经济观光林业和经济果木林；工业可发展绿色无污染旅游工业，譬如制药业；第三产业方面，在坚持旅游业为主的基础上，发展其他服务业，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结合民族风俗、豆腐文化、熊猫文化等进行文化产业建设。

从地域上而言，映秀可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开发建设。集镇是中心发展区域，集镇的周边地区传统、资源、人居等都有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高低不同，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资源特点，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

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域，各有侧重，各有不同，都要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身的优势资源，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布局，多点开花，多样化发展，形成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复合式发展格局。

映秀近十年的过往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当一个地区发生灾难之后，这里会汇聚大量的目光，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同时得到八方的支援，开始重建工作。重建工作完成之后，灾害依然会成为当地的一个主题，规划、发展、实践，在灾后一段时间里，都围绕灾害展开。灾害会成为一个地方的伤痕，但是客观上也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的发展。不过，这种外在动力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在持续到一段时间之后，外在的推力逐渐消失，慢慢的变成常态化发展“后援建时代”。

所以一个灾区的重建和发展，要做的不仅仅是忘记痛苦的灾难记忆，还要像凤凰涅槃一般重获新生，适应“后援建时代”的现实条件，抓住自身特色，实现复合式发展，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