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作为空间：青年流浪歌手与城市的互动——以京沪两地为例》（节选）
2019年“调研中国”30强团队-北京大学团队
团队成员： 陆兵哲 刘建 扎西顿珠 张文军
指导老师：刘能
城市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商业步行街、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常可见流浪歌手的身影。他们或以之为生计来源，或为日常消遣，或沉迷于“流浪”的自由。尤其在近年来移动直播平台的推动下，城市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青年流浪歌手。这是一些新青年群体，以技能多元化、个人化、流动化为特征的“新专业主义”正影响城市管理。
一些城市关注到他们，试图纳入管理网络。2014年10月，上海在大陆率先进行城市街头艺人（含歌手）管理。通过考核选拔、发放许可证、规定时间地点等，上海将户外空间表演正规化。随后，深圳、西安等地也规定他们须“持证上岗”。2017年夏，广州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也诞生了。然而由于流浪歌手的流动性、临时性、多样性等特征难以把握，相似管理方案尚处于摸索中。并且街头歌手作为“自我赋权”的阶层，对外在权威的期待并不高，因此官方“颁发许可证”的“赋权式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效力也难有定论。
在这些讨论的背后，其实是街头流浪歌手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们为城市广场、步行街、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表达，为市民生活增添一抹亮丽色彩，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常闻市民与街头歌手的冲突，后者此时被冠以“扰民、无秩序、妨碍交通、有碍市容市貌”等“罪名”，成为城市管理的不良因素。长期以来，街头歌手对一座城市的意涵，在活力与失序、文化与扰民、艺术与越轨的连续统上游走不定。
那么，应如何理解人们对城市流浪歌手的矛盾态度？如何理解该群体与城市的复杂关系？最终，应如何使之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否规定“持证上岗”就可达到预定目标？
为深化理解，我们尝试“空间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将表征该群体最大特性的“街头”之本质理解为一种“城市空间”。那么，街头歌手与城市的互动，或可由该群体对城市街头的空间塑造过程来探究。
城市研究尤其关注“社会空间”。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她强调城市需提供空间来满足多样化需求，这才是城市本质的展现方式。在她看来，城市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空间。因此城市中必不可少的是作为居民社会活动聚集地、蕴含公共价值的“公共空间”，或称彰显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间”。在学者杨·盖尔看来，城市公共空间应能为人们的户外活动提供适宜条件，而不论活动是必要性、娱乐性还是社会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位著名的城市空间专家均认为“街道”对于公共空间营造至关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尽管位置合理的绿地能成为城市良好的公共空间，但是相对于绿地、公园等开放空间，街道更能为人们营造一个出色的城市空间”；杨·盖尔也指出“在整个人类定居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街道和广场都是城市的中心和聚会的场所”。所以，街道和广场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值得高度关注。
街头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具有独特的社会意涵，当以此检视街头歌手的演唱时会有别样收获。当歌手选择城市街头为演出地点，街头物理空间就成为被赋予意义的社会空间，不同的空间塑造过程对于流浪歌手和整座城市都有不同意义。例如，当城市街头作为一种“生计空间”进入歌手的生命历程时，街头演唱成为其在大城市中的谋生策略，这有时带来歌手之间激烈的空间竞争或非正规就业，因此需规范管制。而当街头被歌手作为一种娱乐展示、满足爱好的“表达空间”时，他们作为一种消遣的演唱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些承载艺术活力的空间恰恰又是市政部门努力营造的内容。
因此，艺术与失序、活力与扰民、文化与越轨等我们对城市流浪歌手的矛盾态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由不同的空间塑造过程来解释。此外，歌手对于城市街头还有更多空间认知和塑造，如追逐音乐梦想的“期待空间”，寻觅知音和归属感的“交往空间”等，这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不同空间层次。所以，空间视角将为我们呈现一种对街头歌手与城市互动的全新理解方式。那么，街头有哪些空间特性吸引这些歌手？他们如何塑造了一座城市的多样空间层次？在京沪两地，一个尚未出台相关政策，一个率先将街头表演正规化，两地的街头歌手有何不同的生存策略？如何使之成为良性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城市空间框架而来的新思考。
如此，该课题就不仅是关于群体生活状况的调研，也是城市空间研究的尝试。
街头独有的空间性质是吸引歌手前往街头的关键。通过与街头歌手的访谈发现，他们对街头意义的认知也是基于其空间特征；通过“空间民族志”观察，也发现其重塑和再生产城市空间的微观过程。
（1） 街头作为公共场所，参与者是自由随意的。
（2） 街头的随意性是双向的，路人是否驻足也完全自由，所以观众对歌手的认可有更强的主动性。
（3） 城市街头是平等开放的，最大特点是“主客体同台”，即歌手与观众同台存在，这使观众更容易进入歌手所塑造的时空场中，由欣赏者变为参与者。
（4） 街头有很强的流动性，即使在同一地点，每天的人群也不同，这种情境多样性总能带来新鲜感。
上述街头空间特性在歌手对街头意义的认知中起关键作用。正是其独有的空间特征，街头对于歌手才有别样的社会意义。具体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生计空间：多数歌手首先将街头视为谋生地点。
（2）宣传空间：在街头流浪歌手中，有一些是职业音乐人，他们基本能独立制作音乐，也作为职业歌手参加商业演出以谋生。对于他们而言，强流动性、高暴露度的街头更是一种宣传空间。
（3）体验空间：由于街头空间完全开放，暴露于整座城市，因此每天接受大量信息流，一些歌手便将街头作为良好的体验空间，在自由自在中感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样。
（4）交往空间：调研发现，很多街头音乐组合都是在街头演唱时偶然认识的。并且，在街头演唱过程中歌手会形成一些相互欣赏的“圈子”，通过交流技术和经验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
（5）逐梦空间：很多街头演唱的歌手都有音乐梦想，因此来到京、沪这样的大城市学习提升、寻找机会。例如一位目前在北京某唱片公司做职业歌手的被访者，他到街头演唱是因为“街头唱歌跟琴房练歌不一样，有观众互动，唱歌会更认真”。
歌手并非被动接受城市街头所固有的空间意义，通过梳理他们对街头的空间设置发现，他们对街头空间的选择、塑造、再生产也表现出能动性。街头流浪歌手通过面朝方向、话筒位置、钱箱距离等方式塑造了一个个街头小空间，在这些小空间中人们既能看到整体，也能看到细节，他们就这样不断再生产街头空间，使街头不仅是一个城市交通设施的附属，而生长出“场所”功能。在街头歌手所创造的一个个街道小品中，城市的人气应运而生。所谓“空间的再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填充，是他们与这座城市互动，更是城市文化的孕育。
针对街头流浪歌手，北京和上海实行了不同的城市管理策略。通过对不同的城市空间管理方案的梳理，发现政府、歌手、市民对此也有不同的态度与考量。早在2008年，上海就通过了 “持证上岗” 政策。而在北京，考量则更加严格，不少流浪歌手期望“持证上岗”政策在北京实施。
不论京沪，都有超过80%的被访者首先认为他们是自由歌手。但除此共识外，上海市民（54%）更多认为他们是一个个“追梦人”，而北京市民（55%）更多认为他们只是“以音乐谋生的普通工作者”。然而两地视街头歌手为“流浪者”、“乞讨者”负面形象的比例都较小（29%和28%、8%和12%），甚至有1/3左右的市民认为他们是“艺术家”。总体而言，两地市民对该群体的认知较包容。
城市青年文化的日益繁荣让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如对“蚁族”“蜗居”“鼠族”等的热烈讨论。该调研也聚焦于街头青年流浪歌手这样的城市“小人物”，试图理解宏大城市化过程中具体个人的生存故事。但我们的思考从不止于此。
正如著名学者福柯所言，“是空间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并允许流动；它们开辟出个别的部分并建立起操作性的联系；它们标记场所并指出价值。”该群体的本质就在于“街头”这一独特空间的社会意义。街头歌手的经历和态度折射出一座城市文化空间层次的消长，在街头空间重塑、再生产中，他们将城市街道从交通设施转变为文化场所，拓展了城市空间的层次。政府“赋权式管理”使该过程更加有序，但也与市民文化营造存在张力，这从街头歌手和市民对“持证上岗”政策的看法中即可见一斑。因此上海的城市空间管理方案值得借鉴，但与此同时关注街头歌手的自组织，培育他们的社会团体自我管理，或可减少政府管制逻辑与歌手生存逻辑的张力和摩擦。
篇幅所限难以展开，然而该课题折射出的实为一个包含城市规划、市民文化、治安管理的综合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